回家过年的时候，一个多月前给爸妈买的制氧机还在院子里。(南方周末记者庞伟/图)
下了火车，出了车站，我看到了妈妈，卷曲的短发从橘黄色羽绒服的帽子口袋里出来，热情地大步走向出站口。其实她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根本认不出哪个是她女儿。
我大声制止她，她一张嘴就无声的咳嗽，于是我们不得不有了这次对话，视频聊天中已经重复了好几次。
“新冠肺炎后遗症？你去看医生，买些咳嗽药。家里有个雾化器，正好用上。”
“哪是后遗症，每年冬天。”
“几年后就不用去医院了吗？”
“一直都是这样，你看看。”
每次我提出关于健康的建议，我的父母都会把我看得那么轻描淡写。代际沟通的难点往往在于“听你的还是听我的”。想谈事的人遇到想谈等级制度和老规矩的人，简直是书生遇兵。
只赢了一个泰诺
腊月的晚上回到家，第二天早上看着窗外。一个多月前买了一个制氧机，一个雾化器，一个电动吸痰机寄回家，都在院子角落里。当猫回家时，它必须跳下栅栏。至少这些纸箱可以给它一只脚。
我一个一个地看了看。氧气发生器的盒子被打开并用胶带粘好。吸痰机和雾化器根本没拆。“你怎么吊在院子里？”我妈没接茬:“你看这花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我看到她在下唇涂了一层白色的牙膏，才知道她嘴唇上有疱疹。牙膏能带来清凉。我说我从外卖软件上买了一个阿昔洛韦软膏。“你瞎花钱，家里没有药膏？”牙膏和红狗营养膏都有，阿昔洛韦没有。
在新冠肺炎之前，我一直认为在健康领域，我的家庭正在经历一场毒品战争。家里时不时会有一些来源不明的棕黑色药丸。我妈夏天会在社区诊所贴“三伏贴”，我爸生气的时候也会拔罐刮痧。她用硬币刮了一下，银边划过后背，后背出现了淡淡的红色。过了一会儿，它变成了紫黑色。他们越看越觉得疗效过关，自己也能烧了。
经过无数次的相互指责和相互原谅，新冠肺炎·疫情来了。以前，战争变成了我和父母之间的话语权之争:第一轮，2022年11月底，我让他们买退烧药，父亲答应了，但是药店卖光了，我就坦白了，我什么药都没买，我立马寄回了一盒泰诺；2022年12月初第二轮，我买的血氧仪送到了，放在纸盒里三四天，才从我泪流满面的情绪科学里取出来夹在我爸手指上。第三轮，几天后，制氧机、吸痰机、雾化器陆续到货，他们开始住进了冷宫。
我不是一个人。我室友80多岁的奶奶发烧了，却不肯吃降压药和降糖药。负责照顾的女儿们不知所措，几乎每天都在为妈妈的用药掉眼泪。好朋友在海外，妈妈感觉胸闷。她的血氧水平只有93%。她让她妈妈去做CT，但是怎么劝都劝不动。一个朋友的几个长辈发烧了，不想做抗体检测。他们喝了她买的小柴胡颗粒退烧，在不断的争论中挺过了这波“重感冒”。
在这场持续了半个月的斗争中，我唯一的胜利就是一颗泰诺。在2022年12月初的一次视频通话中，我妈妈说她吃了一片泰诺——在高烧持续了一整夜超过39度之后。
但她立即拒绝了隔离的建议。我爸站在床边用手机拍下了这只猫，这只新冠肺炎疫情的唯一受益人。它开心地蹭着我妈的脖子和胸口，第一次睡在炕上开心地咕噜咕噜叫。
猫在窗外看我写稿子。(南方周末记者庞伟/图)
“我还年轻”
说服我父母不容易。这几年我一直在这个战场上挣扎，最终以“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”的态度，和父母就职业规划、婚姻、爱情等话题达成共识:我不会劝你离婚，所以不要劝我结婚。然而，在新年之交的这场流行病中，焦虑的是我们这些90后——我们开始试图“支配”父母和其他长辈的健康问题。
我和朋友试图“说服”我妈——那个血氧含量低于93%的阿姨，我打电话给她，不是以她女儿朋友的身份，而是以记者的身份，谈一谈“无声缺氧”和医院里日益严重的情况，请她尽快做个CT，以防万一。
姑姑很有礼貌的听了我的建议，但是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没有去医院。于是我在欧亚大陆另一边的朋友很不情愿地承认，健康还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，暂时接受了他妈妈的判断:“没那么严重。”
但这样的游说只会一而再、再而三。回家过年的第一天，我试着把制氧机从院子里搬到屋里，但我爸在我出门前拦住了我:“你拿回去我就不需要了。”
如果之后还有效呢？“以防万一再说吧。”他结束了这个话题。
作为父亲，他不习惯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，但我忍不住再三追问，于是我说:“我戴上那个制氧机就不能摘下来。”言下之意，只有脆弱的老年人才需要使用这种辅助设备。
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月前我劝他用血氧仪时的争论:“朋友，请用氧气钳。”
“我还年轻。”他回答道。
吸痰机也得到了类似的评论:“只有瘫痪的时候才使用吸痰机。”
其实他们并不完全抵制健康知识。我甚至觉得他们只是抵制我转发的文章，我提出的观点，我买回家的保健品。我妈一边吃软骨素，一边说缓解膝盖疼痛，但同时又不肯吃我买的鱼油钙片，不肯做骨质疏松检查。“没那么严重。”她结束了谈话。
我意识到，在这种“秀才遇上秀才”的情况下，又叠加了一个因素:秀才对“秀才”的恐惧。来自女儿的关心，成了这些年的动力。在家的这几天，我总能感受到父母那种微妙的恐惧——一个躲着咳嗽，一个抢着跟我搬重物；有时候觉得自己“老了”，有时候觉得自己有能力；炫耀我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的健康知识，却拒绝我给出的健康建议。
我只能承认，我不知道我父母对新冠肺炎和所有健康问题的真实态度——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一种“观察者效应”，我的关注本身就是在提醒他们时间和健康的流逝。
这样的争论暂时还不能结束，直到我的父母看清楚自己的健康所面临的挑战，接受我的帮助。所以现在制氧机只能冻在零下20℃的院子里，关于它的讨论在我过年回家的日子里还会重复:
“你把它带进来，学习如何使用它。”
“用了就拔不出来，人就完了。”